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军衔授予，综合评定了每位军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贡献。在军队早期，职务较高的人员，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，军衔也相应提升。因此，按理来说，如果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团长，授衔时佩戴将星并不奇怪。然而，在1955年的授衔中，有两位特殊的例外，他们仅被授予了上校军衔。这两位是谁，又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呢？
一、乌江英雄杨上堃
杨上堃的名字与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相似，但两人的经历却天差地别。杨上堃191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的一个贫困家庭，早年生活艰难。15岁时，朱毛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开展革命工作，杨上堃年轻时便参与了红军的工作，两年后正式加入了红军。
展开剩余82%成为革命战士后的杨上堃，表现出了惊人的勇猛，每逢战斗，他总是毫不畏惧，视生死如草芥。在长征途中，尤其是在乌江的强渡一役，让他一举成名，成为全军的英雄。1934年最后一天，红二师四团作为开路先锋到达乌江南岸江界口。面对前有阻敌、后有追兵的困境，中央军委命令红四团坚决渡江。
杨上堃作为四团二连连长，主动承担了这一艰难的任务。他侦查完地形后，指挥战士们尝试渡江，但正值严冬，尽管部分战士突破了敌人封锁，但却因寒冷失去了战斗力。见此情形，杨上堃改变了策略，组织了一支小队乘筏偷渡，但很快这些战士与他失去了联系。杨上堃没有放弃，他带着16名战士再次出发。临行前，他将所有私人物品交给了一个同乡，交代道：“若我牺牲，这些东西请交给我的家人，让他们有个纪念。”说完，他便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途。
在南岸同志们的火力掩护下，杨上堃终于成功渡江，令人惊喜的是，前两批渡江的战士并没有全军覆没，部分战士仍然藏匿在对岸。他立即下令集合，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。当时敌方有近三个团的兵力，而杨上堃仅带着不到一个连的队伍，但他毫无畏惧，凭借“背水一战”的决心接连突破敌人的两道防线。
尽管敌军不断增援，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反击，但杨上堃始终保持清晰的头脑。他注意到敌人在右前方的一个石峰上设有火力点，成为进攻中的最大阻力。于是他派出一支小队，趁敌人不备，攀上石峰，将敌方火力点一举摧毁，为红军的进攻打开了道路。
最终，红军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，敌人全线溃败。此役后，杨上堃的英勇事迹广为传颂，他被授予了“勇士”称号，并获得了一套绣有“军委奖励”字样的列宁装。红二连的英雄事迹还登上了《红星报》，许多人称杨上堃为“乌江英雄”。
然而，尽管杨上堃在血战娄山关、腊子口等战役中屡立战功，毛主席听闻他的事迹后，还专门授予他红星奖章，殊荣极高。长征结束后，他继续担任连长，后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一团团长，成为正团级干部。抗战爆发后，杨上堃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一营营长，表现同样出色，晋升前景光明。若无不幸的转职调动，他本应有机会获得中将军衔。
然而，1939年杨上堃因调动问题犯了错。被任命为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参谋长后，心生不满，曾因不满职务的低微而与人商量自组队伍反叛。虽事后悔悟并主动返回，但这一事件让中央难以容忍，朱彭两位领导人认为必须严惩。幸得毛主席力挺，杨上堃最终未被处死，但也被撤销了职务，党籍直至1945年才恢复。
这一错误对他的影响深远，使他错过了后来的许多机会，最终在1955年只被授予了上校军衔，实属合理的安排。
二、坚持留守的池义彪
与杨上堃在战斗中脱颖而出的英勇表现不同，池义彪则是在艰难的留守中展现了坚定的意志。池义彪1909年出生于福建长汀的一个贫困家庭，年幼时便开始在造纸厂做工。1929年，红军进入闽西开辟根据地，池义彪与一些工友加入了红军，随后被安排在少先队，直到1931年才正式加入红军。
经过几年在红军中的历练，池义彪逐渐从排长升任为连长、营长，表现出色。红军主力长征后，他继续留在闽赣苏区艰苦作战，直至1936年，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，池义彪带领仅剩的六名战友撤入大山。尽管困境重重，他从未考虑过投降，而是与战友们过上了类似野人般艰苦的生活，直至敌军撤退。
敌军撤离后，池义彪带领队伍重新与主力会合，随后被任命为游击支队支队长。尽管职务上升，他的军事生涯并未因此一帆风顺，抗日战争期间，他的职务一直未有太大提升，曾担任新四军多个营长职务。战后，他的职务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，直到1943年他被派往延安，参加“七大”，然而因大会延期，他在延安空耗了两年时间。
这些空白的时间直接影响了池义彪在解放战争中的发展。在东北，他仅担任辽南独立第一师警卫第二团团长等后勤职务，未能获得更高的军职。1952年，他的职级被定为副师级，这一职务大多对应上校军衔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池义彪被授上校军衔是合情合理的。然而，从情感上讲，池义彪的英勇事迹本应让他得到更高的荣誉，惋惜之情难以掩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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